某种程度上，被二人言中了。

在明朝末年，崇祯六年，山西开始爆发鼠疫；

崇祯十四年，鼠疫从甘肃、陕西、山西河套等地传入了华北平原，而后随着农民运动，传遍了大江南北；

崇祯十四年到十六年，京师相继爆发了三次大规模鼠疫，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，有棺、无棺，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。

到鼠疫大爆发的时候，人们普遍认为，大明气数已尽，最终崇祯皇帝将自己挂在了万岁山的歪脖树上，大明灭亡。

“朕那么小气吗？”朱翊钧无奈摇了摇头。

当初陈实功给皇帝拔牙，弄出了炎症风暴，这件事朱翊钧其实不在乎，既然不肯用阿片镇痛，那就生死有命富贵在天，但陈实功非常的在乎，那之后，陈实功再也不肯单独觐见，要么跟着李时珍，要么跟着朱载堉。

“王御史，这又是发了大财？”朱翊钧看向了王谦，笑着说道。

王谦恭敬的递上了账本俯首说道：“二十七万两黄金的账册，在这里，陛下，要不，把燕兴楼交易行关了吧。”

“哦？”朱翊钧看完了账目，有些惊讶的看着王谦。

王谦眉头紧蹙的说道：“臣倒不是怕不得好死，赚这个钱确实损阴德，但臣的阴德早就损完了，也不在乎这点了，臣主要是担心逐利之风，吹遍整个大明，到那时候，恐怕是礼崩乐坏了。”

王谦甚至不用担心，自己会被陛下当做替罪羔羊，推出去杀了平息民愤，因为吏举法那么大的事儿，陛下根本不让王谦承担任何的责任。

至今，张居正都在奇怪，为什么王崇古这个老狐狸，在吏举法这件事上，如此的积极且配合。

王谦作为一个士大夫，有逐利之风败坏天下道德的担心，再正常不过了。

对于商人逐利之事，自古以来都持有批评的态度，比如《论语·里仁》孔子又言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，将‘义’定为了士人的道德标准，将‘利’定为了小人所求。

不仅仅是儒家，比如法家的态度也是如此，《商君书》就说：使商无得籴，农无得粜，要打击商人，迫使人口回归农耕；而《韩非子·五蠹》中，将商人认定为五蠹的一种，说商人蓄积待时而牟利。

《史记·平准书》记载了高祖令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武帝时，更是相继推行了算缗令和告缗令，对商人财产课以重税。

到了唐代时，规定工商杂类不得应举；到了宋代在《宋刑统》更是明文，延续‘工商异类’不得参加科举；大明明太祖时候，更有商贾者，王者所必抑的结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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