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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不成问题。警探们马上打电话给公诉小组。0分钟后，一位法庭工作人员把传票送到了伏尔利尼餐馆。

娴泰经常对肯尼讲：“一般的人只用百分之五的脑子，我们用百分之七十五，所以这世上没几个人能玩得过我们。”这次她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跟斗栽大了。

黑提包里的两本笔记是娴泰所有笔记中的最后两本，日期为1998年5月至7月，最后一款记录的日期是7月日。里面记载了许多与伊琳·苏尔曼有关的事，但可惜仍然没有提供任何可能找到伊琳的线索。

从这两本笔记中办案人员终于知道了，出现在苏尔曼大厦1b房间的第三个人叫赫舍·安东尼奥·阿尔法利，是5月中旬肖·利托逃跑后，娴泰和肯尼找来替代他的。肖·利托告诉洛杉矶警方，他害怕娴泰、肯尼会加害于自己，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，特别是关于谋杀达威·卡兹丁一案。

根据笔记本中所记载的赫舍父亲家的电话号码，办案人员来到佛罗里达州贝尔格拉附近一个古巴移民集居的房车区。赫舍的父亲说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儿子了，不过一旦有了赫舍的消息他就会与警方联系。

几个月后，老人果然把儿子带到了当地警署。赫舍说他是6月18日逃跑的，因为娴泰母子拿他当奴隶使唤，还不付他工钱。在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，赫舍的岗位是在门口。他们要他从猫眼监视楼道的动静，详细记录何人何时出入苏尔曼大厦，哪位员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，特别是苏尔曼夫人的行踪。在肯尼搬入1b房间后的第四天，赫舍趁娴泰、肯尼外出办事时离开了他们。

赫舍把警方带到肯尼认为“扔尸体倒挺不错”的那片沼泽地，但仍然没有找到伊琳·苏尔曼的尸骨。

可以想象，由于人手相对比较少，被告方的五位律师和三名私人侦探比警方和公诉方更忙。特别令他们大伤脑筋的是，由于娴泰的满嘴谎言，他们的调查结果常常与预期的大相径庭，有的最后甚至成了公诉方的证据。更不用说娴泰经常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故事，提供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证人，不但浪费了他们的精力，更使他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。这个律师-侦探八人小组一致认为，娴泰的脑子出了问题，她好像是生活在幻觉和想象之中。她不但编谎话，而且重复几遍之后，便对自己编的谎话深信不疑。律师们曾建议她向法庭承认患有大脑功能紊乱或心理障碍，以换取法官准许设定保释金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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