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面，季羡林也算是轻车熟路了。

可比起包国维来，季羡林还是觉得有些相形见绌。

趁着读完《菊与刀》的劲头，季羡林写完日记之后，便立即开始了创作。

他将稿纸折到信封之中，在清华宿舍昏黄的灯光之下，认认真真的打上封泥。

嘴里还嘟囔着什么。

“希望这回编辑能早点登出我的稿子。”

从前他的投稿仅仅局限于北方，这次他打算投稿给包国维的成名之报。

沪市的《时报》。

时值深夜。

清华大学的教师办公室内，仍有一处灯火通明。

“静安兄，对于秉文的这部作品，你可看看外国语言文学系的钱钟书同学之分析，可谓是偏僻入理，道出了我心中所想，此生早有天才之名，如今看来也并非是浪得虚名，于今日之华夏文坛，我看仅仅次于包秉文。”

赵元任将一篇手书漂亮的稿子，递给对面戴青色瓜皮帽，穿青色长衫的老先生，脸上露出了感慨的神色。

此刻，窗外只剩下点点繁星仍旧在闪亮，临近十五的月亮，今夜也显得异常浑圆。

二人对坐在窗前，面前是一方小茶几，上面摆着一个不太合时宜画着莲的暖水壶，一小碟生米，一小壶龙井茶，最为重要的是加上好几本好书。

这便是属于当时北平教授们的“雅致”了。

他们习惯以这种形式，谈天论地，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，亦或是历史，都在这一饮一啄之间，被分析个透彻。

老先生叫做王国维，可以说是这个时代学术界的中坚力量。

时年五十三岁的他，在哲学、史学、考古学都有着不俗的造诣。

特别是在红学、戏曲、甲骨文等领域，他可以在如今的华夏国内，称上真正的大师。

王国维自然对于包国维的名头如雷贯耳，还特别研究过他的多部作品。

看了看桌面上的稿件，王国维笑着念了两句。

“包秉文之文章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，用来理解曰本文化以及民族性格。

在历史研究中，了解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性格，对于预测其政策和行为至关重要。

某种意义上，曰本之文化乃是华夏文化的一个极端分支，这一点在《菊与刀》所提供的资料中，可以得到证实.

”

等到王国维停下来，赵元任笑着接上说道：“《菊与刀》采取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，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及方法.”

说完，赵元任不由得感慨说道：“钱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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