特，请他腾出足

够的时间并给予我信任，使我能写成这本书。即使这样，如果没有他的三位

最高级的同事——阿布·杰哈德、哈拉德·哈桑和阿布·伊亚德的协助，我

也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。我努力说服他们，早就应该有一本既有情况而又真

实的关于阿拉法特的书，正是他们使我能接近阿拉法特。

为什么阿拉法特允许我这么接近他，对这一特殊问题的答案有两个方

面，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。第一方面是，在我和他身上所发生的神奇的变

化。真正的阿拉法特是一个非常热情、富有感情的人，这同对他的宣传形象

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。我为他的许多突出的富有人性的品德所吸引。我感

到正是由于他的这些品德，使他变得脆弱。我倒不是说他容易受骗，而是说

他容易被伤害。阿拉法特发现我愿以虚心的态度来研究他及他的事业。我认

为，他一开始就被我的真诚所感动。我曾告诉他，我有一些好朋友，他们不

只是犹太人，还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，有两位是国防部长。我还告诉他，

我和果尔达·梅厄之间有过很好的关系，当时她是以色列总理。为此，我得

了一个绰号——“果尔达的男朋友”。这是因为每当我会见她之前，我总要

先送她一束红玫瑰。

关于答案的第二方面，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。主要事实如下。1979　年底，

在我产生写这本书的念头之前，我曾专心致力于一项非正式的、但是最高级

别的中东和平计划。我的使命是在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一方和以色列的某

些领导人一方之间，开辟并在随后保持一条秘密联系渠道。在以色列这方密

谋和平的关键人物，是贝京先生所控制的联合政府的主要对手——工党的领

导人。

我的用意是利用这一秘密渠道，向那些一旦执政即有可能积极响应的以

色列人，转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准备政治和解的意向。我的计划得到一位最

开明的散居在外的犹太领导人及其友人的资助。当时离以色列下届大选还有

12～18　个月，但没有想到贝京会竞选连任。他一上任，我的计划就告吹了。

在贝京统治下的以色列，就连想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和解的念头，也被

看成是叛逆。

尽管在我原先为独立电视新闻社和随后为英国广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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